瑞典记疫|瑞典防疫期间犯的四个错误-Lydia Liu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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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1日，星期一，多云转晴有阵雨，0/9°

　　今天一大早阳光灿烂，但是温度明显降低，早上六点室外温度只有两度。上午多云有阵雨，下午三点就转晴了。新的一周开始了，根据瑞典公共卫生署截至今天下午两点官网更新的数据，瑞典COVID-19感染死亡共计3， 256例（新增31）。目前ICU重症患者433例；共有2， 036患者住院治疗。斯德哥尔摩今天报告共有1， 688例确诊COVID -19的人死亡（新增12）。总的趋势继续平稳下行，根据今天下午两点的新闻发布会公布的情况，目前瑞典有ICU重症监护床位1002个，空置率一直保持在30%。

　　SVT新闻报道，卡罗林斯卡大学医院正在进行一项研究，调查冠状病毒在医护人员中的传播情况。卡罗林斯卡大学医院的14，000名员工已接受COVID-19测试。这些测试中有100多个被证明是无效的，因为泄漏的试管和标签掉落无法与人联系在一起，意味着现在必须重做100多次测试。Karolinska大学实验室的研发总监Joakim Dillner说，我们将为他们提供新的测试。每个测试的费用为500瑞典克朗，这意味着纳税人要多承担50，000多瑞典克朗。

　　今天晚上九点的SVT的深入新闻时事节目Aktuellt里邀请了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数学教授Tom Britton，他在节目中解释了R值，四月底瑞典的R值为0. 85，在一以下，说明病毒传播被控制住了。今天德国刚开始放开，R值到了1. 1，令人担心病毒感染上升。今天他预测的瑞典死亡人数调整为六千到一万四，可以对比他昨天说的八千到一万二。当然因为死亡数据和实际感染人数的比例每天都不一样，预测的数字也就会相应变化。四月初他预测的是八千到两万人因COVID-19死亡。

　　瑞典的死亡数字相对较高，《快报》Express今日发表一篇长文总结了到目前为止，瑞典防疫期间犯的四个错误。快报梳理了对瑞典防疫模式的批评，并列举了领先的专家对已经犯的任何错误做出回应，并列举了可以在未来几个月内挽救生命的措施。

　　（可以挽救生命的措施：几件简单的事情。

　　瑞典人的错误：这就是我们死亡的原因-尽管研究人员警告）

　　基于要打持久战的判断，瑞典卫生部门的基本对应思路是：尽可能地拖延时间，压低重症患者的增长曲线，降低医疗系统崩溃的风险，进而达到更多人可以得到救治的目的。因此瑞典采取了比较宽松的防疫策略。文章指出，瑞典的防疫策略受到赞扬同时也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这些批评家被称为危言耸听者，而政府和公共卫生署则被指控玩大冒险游戏，这可能导致数千人不必要的死亡。

　　自新冠病毒于2月份在全球蔓延以来，全世界大部分地区都采取了严格的预防措施，包括宵禁和关闭学校，饭店和商店。相反，瑞典的策略主要基于自愿和个人责任，呼吁人们洗手，在城市中保持距离并尽可能在家工作。

　　“瑞典政府因不采取严格但无效的措施而倍受赞誉，同时也被指控在拿瑞典千万生命做疯狂实验。” 5月10日，瑞典报告有3，252人死于COVID-19，这在绝对数量和人口方面都超过了挪威，丹麦，芬兰和冰岛。在瑞典每10万居民中约有32人在COVID-19中死亡。迄今为止，美国是世界上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5月10日为79，526人，但是，每10万居民中有24人死亡，大大低于瑞典。

　　问题1：是否应将运动周度假旅行者强制性隔离？

　　3月初，成千上万的运动周度假旅行者从意大利和奥地利阿尔卑斯山返回家乡后，瑞典冠状病毒的传播加速了。

　　2月8日，国家首席流行病学家Anders Tegnell告诉TT记者，可以按计划实施旅行，绝对不需要担心新冠病毒，在阿尔卑斯山和南欧，根本没有蔓延。

　　运动周假期后，仅建议那些表现出症状的回国旅客自我隔离，而那时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即使症状很轻或没有症状的人也可能具有传染性。

　　斯德哥尔摩大学数学统计学教授汤姆·布里顿（Tom Britton）因计算感染传播程度而在新冠辩论中成名。他说，如果每个运动周度假的人都采取了隔离措施，那么今天我们将看到瑞典的感染传播范围更小，死亡人数也将减少。

　　乌普萨拉大学传染病学教授比约恩·奥尔森（Björn Olsen）是最早警告冠状病毒在瑞典大规模传播的人之一。他也是4月中旬在有关DN辩论的著名文章中批评公共卫生署的22名研究人员之一。

　　Björn Olsen始终坚信，如果对运动假日旅行者进行隔离，则感染的传播将会大大减少。

　　“我在2月与Tegnell进行了辩论，我说我认为应该将其隔离。但是，他甚至不想承认感染是在滑雪胜地那里发生的，安德斯·特格内尔（Anders Tegnell）说，他已经从意大利当局那里收到了这些信息-您怎么能比他所知道的更多？” 因为老安已经和意大利医生讨论了实际发生的情况。

　　Björn Olsen认为，进入瑞典的两个主要途径是滑雪旅行者和从伊朗旅行回来的人。这和我们瑞典华人的观点是一样的。他说，当我们看到伊朗的大爆发和意大利的大爆发几乎彼此同步时，那我们应该知道那里有状况。那些乘机返回的人都有可能受到感染。

　　“如果我们隔离了体育度假旅客并停止了伊朗的航班，那么今天的死亡人数会更少吗？”

　　Björn Olsen说，“我对此深信不疑。”

　　在5月2日埃科特（Ekot）的星期六访谈中，老安（Anders Tegnell）说，他不确定这种感染主要是通过返回的滑雪旅行者传播到瑞典的。可以肯定地说的是，3月初，公共卫生署至少犯下了一个决定性的错误。Tom Britton和Björn Olsen都相信，如果今天所有运动度假旅行者在返回时都受到隔离，我们将看到较少的感染者和死亡者。最重要的是，这必须与对整个人口实行更严格的限制相结合。

　　问题2：我们应该加快测试吗？

　　以韩国为例，该国借助于先进的感染检测和广泛的测试，能够控制感染的蔓延。5月3日，该国仍然只有256人死亡，相当于每10万居民中有0.5人死亡。在瑞典，这一数字要高出64倍。除了大规模的感染检测和测试外，韩国的战略与瑞典的战略比其他许多国家更为相似，其社会功能的关闭也更少。

　　在新冠病毒传播到中国之外后，许多人提出瑞典应该像韩国一样迅速采取行动并扩大测试能力。3月中旬，WHO几次呼吁世界上所有国家进行尽可能多的测试-政府和公共卫生署都选择忽略这一建议。世卫组织及其总干事特德罗斯·阿丹诺姆·格布雷耶苏斯发出的信息很明确：测试，测试，测试。3月14日，Anders Tegnell告诉Aftonbladet，WHO的信息并不真正适用于所有国家，因为各国处于不同阶段。按老安的说法，迟早您会进入一个无法找到所有答案的阶段。同时，来自各个方面的信息都表明缺乏资源甚至无法测试护理人员，显然，您越早发现被感染的人并将其隔离，感染的传播就越少。反对党领袖温和党（M）的党魁乌尔夫·克里斯特森（Ulf Kristersson）在3月底接受SvD采访时说，他“在每次会议上”都提出了大规模测试的问题，但是政府不听。

　　当3月24日的《季刊》向政府询问测试能力的问题时，他们被转交给公共卫生署和国家社会事务委员会做出此类决定。一周后的3月31日，政府才委托公共卫生局大力扩大瑞典的检测能力。

　　根据数学教授Tom Britton的说法，如果早日做出决定，那么这也将减少感染的传播，并减少目前的死亡人数：“很明显，您越早发现被感染的人并将其隔离，感染的传播就越少。”

　　在德国海德堡大学进行的一项新的数学研究中，研究人员计算了不同电晕策略可能产生的影响。研究人员认为，测试能力的大规模提升，甚至可以使那些没有症状的人大规模开始测试，这可能会大大减少德国的死亡人数。这种情况是基于以下事实：该国目前仍然存在限制，而且被感染者与外界隔离至少两个星期。研究背后的研究人员之一玛丽亚·巴巴罗萨（Maria Barbarossa）提出了“表达”的理由：根据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内容，我认为测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单独进行检测并不一定会导致更少的死亡，但是战略性和更广泛的检测结合更严格的感染隔离可以减少新病例的产生。Maria Barbarossa说，因此间接测试可以挽救生命。

　　4月7日，公共卫生署主任医生Karin Tegmark Wisell在SVT的议程节目中表示，瑞典可以“在几周内”每周测试100，000人。

　　但是，在4月20日至26日之间，只有24，000人接受了测试-而同期丹麦的这一数字为68，000。5月3日，社会事务部长Lena Hallengren（S）在电视节目Agenda中声称，每周的测试能力高达100，000。她在回答为什么其他国家比瑞典能测试更多的问题时说，“我认为您在进行比较和得出不同结论时通常应该非常谨慎。”

　　5月8日，Lena Hallengren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必须增加测试，并已任命一名协调员来协调和加快该地区扩大测试的努力。由于缺乏测试能力，甚至无法测试所有表现出COVID-19症状的医护人员，政府一直等到3月31日才指示公共卫生署提高能力。德国的一项新研究表明，如果将测试与受感染的严重隔离相结合并保持目前的限制，则在德国大量可能会导致更少的死亡。

　　数学教授Tom Britton相信，只要有可能避免采样过程中感染的扩散，今天在瑞典进行的更多测试会减少感染和死亡人数。尽管一个多月前，政府委托公共卫生署（Public Health Authority）大幅提高测试能力，但瑞典在进行的测试数量上却远远落后于许多其他国家。

问题3：我们如何更好地保护老人？

　　四月底的时候，斯德哥尔摩75%的老人院，哥德堡50%，瑞典南部的Skåne 不到10%的老人院发现病毒入侵。瑞典社会部长社会部长莉娜·哈伦格伦（Lena Hallengren）承认保护老人方面犯了巨大错误，老安也承认没有保护好老人。

　　香港大学的一项研究于4月2日发表在科学杂志《自然医学》上，该研究表明，戴口罩可以大大减少冠状病毒的传播。这项研究不是针对新病毒sars-CoV-2，而是针对其他类型的冠状病毒。Lena Hallengren在被问及为什么政府不引入对老年人护理中的防护设备（例如口罩）的要求时，曾多次提到公共卫生署。

　　在5月2日埃科特（Ekot）的星期六访谈中，老安（Anders Tegnell）被问到，如果所有老年人护理人员都戴口罩，是否不会减少感染的蔓延：

　　“我认为简化老年人的问题是非常危险的，口罩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绝对不是那么容易。为了正确地进行管理”，Tegnell回答说，“必须拥有训练有素的员工，他们必须接受适当的培训。”

　　5月7日，公共卫生署也对老年人护理中的口罩问题产生了争议。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该机构医疗保健负责人马林（Malin Grape）说，口罩和护目镜可用于养老院。

　　“尽管科学证据很少，但我们发现您可以考虑增加口罩或面罩作为额外措施。马林说，这是人们必须根据当地条件做出的一种平衡”。同时，她警告说，“使用时必须谨慎并保持良好的基本卫生习惯，以免导致错误的安全感和感染的扩散。”

　　埃里克·萨兰内克（Erik Salaneck）是乌普萨拉大学（University of Uppsala University）传染病学副教授，乌普萨拉学术医院（Uppsala Academic Hospital）的传染病医生，并在该医院的感染诊所负责感染控制工作。世卫组织首次报道在中国发现了新的流感样病毒后几天，他就开始为在医院管理这种病毒制定常规程序。

　　Salaneck认为，规划和明确有关老年人防护设备的指令-他提到遮面罩，口罩，工作服，手套和鞋套-将挽救许多生命，而且它仍然可以做到。

　　“是的，百分之一百。毫无疑问。然后，您必须添加一个小密码：防护装备是第一要点。第二点是培训和教育”。Erik Salaneck说，“这样您才能使用此权限并正确执行操作。”

　　他认为，政府和当局完全没有为卫生保健和老年人建立新冠病毒做好准备。他说，几个月前，应该就护理情况，人员培训和购买防护设备的明确准则做出决定。

　　“我认为这是犯罪”。 Erik Salaneck说，我们有几个月的准备时间，但有关当局却说“放心，这里一切正常，COVID-19大流行不会来这里”。而不是加强准备工作。“如此不负责任-导致死亡，我相信他们犯了罪。”

　　政府和公共卫生署的所有人都同意瑞典未能保护老年人。备受推崇的研究表明，口罩可以减少冠状病毒的传播，但是公共卫生署和政府都不想在老年人护理中使用口罩或其他保护设备。埃里克·萨兰内克（Erik Salaneck）认为，如果几个月前对常规程序和防护设备进行简单的准备，就可以避免许多人死亡。

问题4 什么时候可以达到群体免疫，达到群体免疫前，多少人会死亡？

　　在COVID-19大流行前，达到群体免疫需要60-70%的人有抗体，按数学教授汤姆·布里顿（Tom Britton）的计算，现在40%-45%就够了。奥尔森（Björn Olsen）认为，如果有人希望群体免疫，这是一个坏兆头，因为它表明感染是从各种“热点”处跳来跳去的。为了使感染消退，必须在整个人群中实现群体免疫。

　　对于已经免疫COVID-19的人群比例存在广泛分歧。公共卫生署最近几周表示，5月1日在斯德哥尔摩的免疫率在10%至26%之间。Tom Britton认为，5月1日，斯德哥尔摩有25%的人口免疫。最近几周，约翰·吉塞克（Johan Giesecke）指出，斯德哥尔摩地区的这一数字在25%至瑞典总人口的50%之间。

　　Björn Olsen和他的研究同事三月底四月初在斯德哥尔摩附近进行了抗体测试，结果表明该地区人口的7.5%具有免疫力。奥尔森还认为，市中心的居民区几乎没有人被感染，而在偏远地区，这一比例要高得多。因此，他认为新冠病毒是一种簇状感染，会在各地传播，这将大大延迟群体免疫。直到对特定时期免疫的人口比例有明确的答案才能知道多少人会在获得群体免疫之前死亡。

　　目前看来瑞典要达到群体免疫，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最有希望达到群体免疫的斯得哥尔摩目前病毒传播已经控制住了，到底有多少人有抗体也不清楚。病毒依然在传播，但是有的地区被病毒感染的人非常少，在还没有疫苗的情况下，从群体免疫的角度来说，这是个不利因数，这样就不可能在专家预测的六月或七月达到群体免疫。隔离感染源，加强检测，要求戴口罩是几个简单的措施，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死亡，希望瑞典政府够重视起来，把瑞典的防疫工作做得更好。疫情终将会过去，瑞典这样的宽松式防疫的效果如何，只有交给时间来检验。

话题：